中国式限薪
有人认为，中国的金融业整体并没有受到此次金融危机太大的牵连，国人对金融行业高薪的抵触更是出于经济高速发展中出现的两极分化的怨愤。
但是不能忘记的是，中国的银行业这几年的快速发展，业绩大幅提高，是建立在前几年推行上市前国家花了巨额代价买走的呆坏账的基础上的，因此公司业绩快速增张的功劳怎么能完全算在高管头上呢？
不仅如此，银行业作为金融业中最为垄断、最受政策惠顾的行业，存贷款之间的差距，决定着它必然旱涝保收，业绩增长中，哪是由于政策性和垄断性因素，哪些是出于高管自身的决策和努力，谁也说不清楚。
从2007年银行高管薪酬的情况来看，国有或国有控股银行中，工行董事长姜建清报酬总额税前179.5万元，行长杨凯生171.1万元，两位副行长在150万元。交行董事长蒋超良195.18万元，行长李军187.83万元。中行董事长肖钢税前合计167.5万元，行长李礼辉171.6万元，副行长李旱航165.7万元。
股份制银行中，除了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税前报酬为963.1万元，中信银行行长陈小宪税前年薪为648.6万元外，其他股份制银行也还算“保守”。
此次限薪，对象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但是天价高薪最耀眼的几个公司，民生、平安、深发展都不是国有控股公司，不在受限之列，而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的工资薪酬大部分没有达到280万元上限标准，因此舆论怀疑，限薪令会否成为一纸空文？
除此以外，中国式限薪呈现出独有的复杂状态。比如，股份制金融企业是否也要被限？
反对者认为，这些企业在发展中本来就更贴近市场，是从市场激烈竞争中发展起来的，不像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那样在发展中得到很多政府支持，限薪不合理。
支持方认为，“虽然他们也许没有得到很多政府支持，但是他们出了事国家管不管？肯定要管。这就隐含着国家信用担保，当然要限。”
按照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说法，银行是一个喜爱风险的行业，但却作为公共事业得到保障，没有哪个行业在将利润私有化、将损失公有化方面可以与银行相比。金融是唯一能拖垮整个经济的行业，其外部性决定了“大而不能倒”，正因为此，金融机构的高管才有胆量频频冒险豪赌。
券商是跟市场行情波动关系最密切的公司，存在着丰年补歉的实际情况。
2001-2004年长达4年的熊市行情中，许多券商工作人员的工资在5000元以下，两三千的不在少数，不少人纷纷跳槽到其他行业。
“熊市中自营和资产管理业务能不赔钱就不错了；那时候每天的交易量能够上百亿就算是天量，经纪业务部门再怎么努力，也没法和现在每天交易量经常上千亿的收入比；至于投行部门，比如从去年开始IPO暂停了，他们的收入波动也非常大。”
但是，2008年大盘下跌60%，券商自营和资产管理业务不赔钱就可在业绩榜上排名前列，投行业务半年没有IPO，“不赚钱，凭什么发高薪？”一位券商内部人士也这么说。
最后，国有或者国有控股型企业高管虽然看上去薪酬不高，但是是否存在着资源性收入？
中石化前任总裁陈同海，在青岛建设一个项目，就利用这个项目赚进巨额收入。中国平安是香港上市公司，文跃然相对更相信境外上市公司的监管，因此不同体制间的差距不可一概而论。
在这些一团乱麻的争论中，文跃然说，关键的问题是，薪酬问题本来就没有一个制度标准。
什么是好的薪酬制度？
2006年4月，美国劳工联盟成员曾租用一架直升飞机参加辉瑞公司的年会，飞机上的巨大横幅上写道：“汉克，退回你的高薪”，以此来指责辉瑞CEO汉克·麦金内尔的高额退休金计划。
高管天价高薪矛盾问题，在国外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兹在他那本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写道，“有些执行官的年收入令人咋舌，有时一年达到数千万美元。这种高工资的支持者指出，高层执行官所作的决策是对企业的，他们应当由于明智地作出了这些决策而得到某种报偿。许多高层执行官的收入是以股票期权的形式获得的。因此，他们的高收入就部分地取决于公司股票是否表现良好，这就为高层执行官提供了为股东利益着想的机制。”
“然而，在过去几年中，对高层执行官过高的工资的批评越来越多。下面就是一些主要的批评意见：1。高层执行官的收入不成比例地增长。例如，1974年，典型的首席执行官的收入是制造业工人平均收入的35倍，而在90年代早期，这一数字是120倍。2。高层执行官的收入远远超过外国公司的高层执行官所付的工资。在日本，首席执行官的平均收入是工人平均收入的20倍；在英国，是35倍；美国与这些国家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是这些差距并不反应生产率的差别。3。高层执行官的报酬并没有提供一种真正的激励，因为即使公司经营得很糟糕，报酬也往往会上涨。例如，在1990年的衰退期间，美国公司的平均利润下降了7%，但是高层执行官的收入却上升了7%。”
在这本书中，斯蒂格利兹列举了几家薪酬达到几千万美元的公司高管名字。15年过去了，到此次金融危机，华尔街一些人数亿美元的年收入显示天价高薪问题愈演愈烈。
什么是好的薪酬制度，文跃然觉得，应该引导大家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而不仅仅是情绪化的宣泄。
股东倾向于激励经理按照使他们的股票价值最大化方式行事，但是股东的利益显然并不是完全与经理人的利益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激励问题就称为委托－代理问题。
年薪制很早以前在发达国家广泛应用，一般作为高层管理人员使用的薪资方式，是一种“完全责任制”薪资。从人力资源的角度看，年薪制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措施，对提升绩效有很大作用。年薪制突破了薪资机构的常规，对高层管理人员来说，年薪制代表身份和地位，能够促进人才的建设，也可以提高年薪者的积极性。年薪制对国企普遍存在的“59岁现象”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年薪制中，高管的收入一般分成几部分，基本收入＋绩效工资＋股票/期权激励，其中基本收入占比比较小，绩效又分为针对年度业绩的绩效和针对任期的绩效，股票和期权中部分就是绩效工资。马明哲2007年度创纪录的6600万收入中，其实基本年薪不过几百万，大部分收入是他的股票激励第一次兑现，加上当时市场高涨，因此兑现出天价收入。
整个世界的激励机制都像华尔街看齐，但是华尔街的轰然倒塌说明不能盲目学习外国。
年薪制虽有诸多优点，但也有弊端。体现为：第一，高级管理人员年薪最高多少、最低多少为合理，无客观标准。我国是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与美、英发达国家不能攀比。就是在国内，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甚至同一地区，但不同行业、不同企业间造成企业效益差距的非经营性因素也很多，因而也不具备太大的参照性。
第二，建立企业家职业市场和利益风险机制是推行年薪制的基本条件。在企业家职业市场化条件下，企业高层经理人才的收录、登记、评价、推荐和跟踪考察工作，由权威的社会中介组织负责。年薪制的普遍推行需要企业内部和外部条件相配合。因此，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的任命制，也是公众质疑这些拿着高薪的金融企业高管的一个原因。
许多专家提出，在一个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应当在10-12倍之间，但是德鲁克就提出50倍是合理的。而美国华尔街拿到天价薪酬的这些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差距显然要以百倍计算。
文跃然说，我国现在的一些制度规定采用10-12倍，说明这是大家普遍能够接受的区间。
2007年上市公司高管最高年薪均来自金融业
企业 职务 年薪(元)
马明哲 中国平安 董事长 6616万
纽曼 深圳发展银行 董事长 2285万
董文标 民生银行 董事长 1748万
王氵彤世 民生银行 行长 1004万
詹伟 中国银行 信贷风险总监 986.6万
马蔚华 招商银行 行长 963.1万
一个非市场、非私人的企业高管，薪酬必须接受政府约束，而政府必须尊重纳税人的裁决
叶檀
从今年的2月份开始，东方航空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单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每月少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这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更是因为东航众所周知的巨额亏损。不止东航，上汽集团等9家上海国有大型企业高层将率先带头减薪，最高降幅达40%。据了解，企业降薪潮已波及到国内房产、航空、石化、电力、IT、证券、金融、印刷等一系列行业。前不久，河北省国资委下发指导意见，要求国有企业在金融危机面前，领导层带头降低薪酬，以实际行动带领职工共度难关。从今年1月份起，河北大型国企负责人预付工资减发都达到或超过20%。
即便这样，民众仍然不买账，在三一重工等大型非国企曝出一元薪酬、零薪酬之后，人们质疑这些公司总裁作秀成分重于实质，公司薪酬激励机制并不合理，甚至进一步质疑公司治理结构形同虚设。
国有控股企业高薪是年年难讲年年讲的话题——之所以年年难讲，是因为一系列规范政策出台并没有让国企高薪现象有所缓解，之所以年年讲，是因为高薪现象所引发的逆向激励与社会矛盾，已经到了十分急迫的程度。
国企高薪现象之所以屡纠难改，是因为一系列制度性障碍成为拦路虎，市场定价与行政定价之间榫枘不合所致。
国企高管究竟是职业经理人，还是政府官员？边界到现在还是模糊不清。
国企高管的工作是企业经营者，但其选拔体制又非是市场化的从职业经理人团队中挑选，而是从后备干部中选拔，虽然国资委试行过从全球招聘央企副总一职，却无改行政选拔的大局。央企高管摇身一变就能成为政府官员，其间没有任何阻碍，如曾任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的苗圩先生，于2005年5月起先后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8年4月23日，被任命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实际上，我国的各相关部委的很多官员，从下属企业中选拔而来。
人们确实很难给这些管理者定价，如果确定他们是官员身份，则无法获取高额薪酬，全球没有公务员以职业经理人为标准设定薪酬水准的。如果确定他们是职业经理人，如唐骏等职业经理人，市场自然会给他一个市场价格。但这些国企高管通常又能获得体制内的种种福利，并且享受种种待遇，且选拔机制与市场化的职业经理人选择机制全然不同。
正如国企正在变迁一样，国企高管已经有所分化，一些更接近于市场人士，而另一些保持亦官亦商身份不变：接近市场、显示出企业家才能的高管希望获得与创造的收益相匹配的薪酬，进行市场化的激励；而另一些管理者则愿意出能为官入能为商，情愿在市场之外徘徊。目前的一刀切的薪酬体系无法兼顾正在分化中的国企高管，因此，只能在左右掣肘中寻求平衡。
国企高管的薪酬考核制度能否反映高管的薪酬又是一大难点。
国资委成立之初就制订了《薪酬管理办法》，以自成系统的业绩考核体系，引入中央企业人均工资和行业工资水平参数，对工资收入水平较高但效益较低的企业进行重点调控；实行“两低于”原则等，即工资总额增长低于经济效益的增长、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原则；同时，对于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则辅之以市场化的上市公司薪酬委员会等制度，织就了一套严密的国有企业内部管理体系。除了国资委的管理、考核之外，还有中纪委等职能部门的监查，中纪委2008年7月发布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反廉洁自律“七项要求”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解释》，国企老总违规自定薪酬、兼职取酬、滥发补贴和奖金，情节严重的将被开除党籍。
这些举措虽然能够收到一定效果，但成效到底有多大恐怕还是值得怀疑。
来自国资委的统计显示，在中央企业负责人第一任期(2004-2006年)期间，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总额年均增长14.84%，薪酬水平年均增长14.92%，既低于国资委成立前3年企业负责人薪酬水平年增长40%的速度，也低于同期中央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15.28%和全国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16.61%的增长幅度。2005-2006年，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总体水平与中央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差距呈逐年缩小的趋势。
但这一数据未纳入国企福利，与社会观感不符，与审计署对某些行业、企业的审计结果有出入，与发改委2007年的调查有距离——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收入分配报告显示，目前部分国有企业收入分配不规范，工资外收入管理失控，“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职工工资收入无序增长，与一般行业职工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也与以下数据不符：数据显示，2005年，中央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比全国国有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高13814元，高出72%；比全国全部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高15300元，高出87%；比全国社会平均工资高14519元，高出79%。
不仅如此，一些国企高管的经营能力被垄断红利遮蔽，如国有控股的证券公司国泰君安的经营业绩虽好，但收获的制度性红利居多。根据1月20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数据，2008年国内107家证券公司累计实现净利润482亿元，全行业净利润同比总体缩水约63%。但中信、国泰君安等大型券商依然位居前列，国泰君安以近56亿元的净利润占据7家非上市券商的首位，而中信证券在上市类中排名第一。
国泰君安的主要利润来自于何处？就来自于法人股的集中抛售。2008年上半年，国泰君安抛售上市公司解禁法人股收益近40亿元。国泰君安在2000年后的资产重组过程中，曾以置换方式获得中国石化、大众交通、申能股份等几家上市公司法人股，其中以每股2.50元的价格获得中石化5.87亿股国有法人股，占其总股本的0.68%。谁能够获得如此低价的上市公司的原始股，谁就能获得花团锦簇的经营业绩。靠天吃饭与靠体量优势吃饭造就贫弱的竞争力，因此这些企业内战内行，而外战大都以亏损为主。如果他们有足够的经营能力，好吧，高薪就高薪，高薪养创造利润的人才。问题是，我国国企高管真的是板上钉钉的人才吗？他们甚至连职业经理人都不是。最搞笑的是中体产业新任董事长谢亚龙，是从足协主席卸任，其前任董事长王俊生同样如此，都不知道是对股市的嘲弄，还是对国企体制的讥讽。
对于高管高薪的监管难上加难。
薪酬由底薪、资金、期权等部分构成，灰色收入外人并不知情，就以资金而言，名堂多多。在低迷期设立期权，降低行权门槛，到时候就能名正言顺收取千万年薪。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外部董事形同虚设。难怪有人质疑高管即使不拿高薪，也照样过豪华生活。
根据报道，去年中央企业23万多名各级负责人员对持股、投资和兼职取酬情况进行了自查登记，并进行了整改。据统计，5家集团公司的19名负责人员自查了兼职取酬问题；19家企业有56人持股不符合国资委有关规定，涉及金额1349万元；61家企业338名中层管理人员兼职取酬1302万元；96家企业6990人不规范持股得到初步清理。葛洲坝集团督促下属单位纠正632名负责人和职工个人投资建电站问题，清退入股资金2086万元；国家电网中层管理人员在多种经营企业的个人持股全部清退。
对国企高薪的制约与国企员工的自利性动机存在非常激烈的冲突，既然国企尤其是央企拥有垄断地位，必然获取高额利润以至于将高额薪酬揽入怀中，制约举措越多，只能说明冲突越激烈，制约越困难。实际上，国企员工的年金、期权、交际等各项收入，将使监管者管不胜管，将使政府负担沉重。
国资委官员的表态显示，他们希望能够最终使国企的薪酬机制与国企一样，全面向市场转型。但他们在完成一项十分困难的、迹近于登通天塔式的任务。
作为过渡的办法，我们应该允许国企进行改进：首先，在非事关安全性的领域，继续大力推进国退民进的改革，不因任何意外的插曲而阻挠了改革的进度；其次，允许国企高管自主选择身份，是放弃官员身份充当职业经理人，还是退出职业经理人行列进公务员序列，将这两种人放在完全不同的岗位，实行完全不同的薪酬体制；第三，最终实现淡马锡式的公司管理，实行彻底的职业经理人选拔机制，国资委只能作为董事会成员发表意见，而不是行政上级；第四，对于垄断企业按照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征收暴利税后，再行考核业绩，把制度性红利与高管的经营能力分开，以免鱼目混珠。
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布的金融机构限薪令，限制的是那些接受了纳税人的帮助、享受了国家资助的金融机构的高管薪酬，在市场化较为彻底的美国的限薪令，不过是复述了以下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非市场、非私人的企业高管，薪酬必须接受政府约束，而政府必须尊重纳税人的裁决。
国企高薪是中国改革之路上的顽疾，将贯穿改革的始终。具体的措施可以变，但本薪激励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生产效率，以助于选拔优质高管最终使国企走向市场的宗旨不能变。国有控股权并不意味着资金、工资分配权，不意味着夺民营企业之食化为自己的财富，而只意味着董事会或者薪酬委员会中的一票。如果最终数量不多的中国国企能够如此市场化，则国企改革才能收官，国企高薪现象才能成为社会陈迹。
尽管全球不少银行蒙受巨额亏损，不得不依靠国家救援，但是它们仍在分发数十亿的年终奖
严莹 编译
那时，为犒劳自己过去一年的辛劳，德国德累斯顿银行的投行德累斯顿-克莱沃特前董事长斯特凡·延池，在远离德国的加勒比海某处的一艘游艇上休养。而一家家银行正在陷入困境，他自己的投资银行也面临破产。
在德国，他的名字几乎天天见于报端。延池，48岁，突然间家喻户晓，是因为他的银行亏损几十亿欧元，而他自己将几百万欧元奖金收入囊中，此外还主持发放了高达4亿欧元的年终奖。这笔钱现在必须由德国纳税人来承担。
斯特凡·延池是德累斯顿-克莱沃特前董事长，他的银行从来没有特别成功过，在去年更是特别失败。2008年前9个月的亏损总计22亿欧元，而全年的亏损还要高得多，因为第四季度的业绩下滑更为迅猛。整个德累斯顿银行都陷入困境，以致被德国商业银行收购，而之后商业银行自己也陷入困境中不得不两次接受国家救助。
那个时候延池已经离任，并带走了高达约800万欧元的补偿金。这笔钱是他应得的，一切都合法。此外，他还有权得到一笔数目不详的年终奖。如今，既然成了“名人”，他宣称根本不打算拿这笔年终奖。
当时德累斯顿-克莱沃特的东家安联保险集团曾向它的这家投行许诺发放4亿欧元的年终奖。而当时的董事长延池则负责来兑现。
尽管德国商业银行此时已经有25%属于国有，国家不得不向该银行注资182亿欧元，现在却到了该发年终奖金的时候了。没有人知道国家的救援资金长此以往够不够。
面对众怒，延池之流的面目是，一边使万亿之多的资金消失于无形，摧毁了世界经济，而另一边则是自己毫发无伤。他们把损失倾倒在公众的家门口，自己无所作为，到头来还得国家掏腰包。
这些天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嘴脸，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产物”。对这些行径的怒火在世界各地蔓延，到处都是义愤填膺。首先是年终奖的发放激怒了民众。尽管相对于投资银行家们以万亿计的亏损，年终奖的数目不算大，但确实是反映了这个行当的“精英”们典型的贪婪与无耻。
德国内政部长朔伊布勒警告，“公众的福利依赖于个人某种程度的自制。如此的无度是脱离现实的反映，危及整个社会的根本共识。”
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施泰因迈耶尔看法一致：“经济界某些领袖人物不顾现实，厚颜无耻，一而再、再而三让我震惊。无论是在好时光还是坏时代，领袖人物理应是全民的楷模。”
公众的义愤很少有的一致，从市井到内阁，从德国联邦总理默克尔到美国总统奥巴马。
默克尔说：“不可思议，这些银行一方面要由国家救援，而另一方面却发放巨额的奖金。”她说，这也将成为4月初在伦敦举行的二十国峰会的议题。“从总体上讲，全球范围内奖金体系必须和银行可持续的业绩挂钩。”
德国消费者保护、食品及农业部部长艾格纳女士认为巨额奖金的发放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如果银行客户不得不接受亏损，那么不允许对此负责的银行高管拿奖金，”这位基督教社会联盟人士说。
联合政府意见还从来不曾如此一致。银行家们现在已经失去了任何信誉。这个行业的声名与匪徒没有两样了。曾经他们被称为Bankier—— 德语中的“银行家”，是经济界诸多重要人物中最为显贵的。后来被叫作“Banker“—— 美语中的“银行家”，听起来更时尚。名称上的变迁反映了这个行业的自我认知的变化，它越来越瞄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典范，瞄准华尔街的名人。
如今利润率成为考虑的重心，而不是经济界的信誉。然而高利润必定高风险。而规避风险在Bankier时代曾被视作这个行业最高尚的任务。
在投资银行家的时代可能任何风险都不大，它们似乎都是可以掌控的，因为金融产品都是经过仔细琢磨推出的，并且有数学模型为依据。不过，它们所提供的安全性却只是迷惑人的假象。
真的无人停下来自问一下，这个没有风险的美丽新世界是真实的吗？或者这样的问题被排斥了，因为一个诚实的答案会危及银行家自身的生活方式。
因为长久以来不论是大小投资者都从这个系统获利，尤其是那些投资银行家们，他们受益于这个越来越荒唐的薪酬和奖金体系，把所获利润的50%收入囊中，总计数十亿之多。
曾经是意义重大的业绩共享体制越来越变成一种毫无心理障碍的自取自拿。
美国高盛集团董事长亨利·保尔森2006年6月离任去美国政府担任财长时，他不仅得到1870万美元丰厚的奖金，还获许将手上价值4亿8千万美元的所有高盛股票提前卖出。
将近5亿美元，就这么付给一个人，为他短短几年的工作。什么样的工作值这个天文数字？
没有，至少没有一份诚实的工作。投资银行家们的所为与诚实的工作毫不相干。因为他们创造出来的价值只是欺骗性的，是用风险买来的。当风险到来时，整个体系就坍塌了。
这真是极大的讽刺。保尔森现在作为财政部长必须要为自己以前所在行业搞出来的烂摊子擦屁股。随着雷曼兄弟的破产，一家又一家的投行相继岌岌可危，不得不合并或者更改商业模式，接受国家救援。
保尔森动用了7000亿美元来阻止最糟糕的局面，但还一直不够。他的继任者盖特纳打算再次为这个疲弱的金融体系注入2万亿美元，然而，国家却并没有这笔钱。这项救援计划是否能避免美国以及世界经济的崩溃，无人知道。也没人敢说这个国家将如何偿还这笔庞大的债务。
英国和德国的情况没有太大区别。政府出台救援计划，数额惊人。它们注资银行，将银行不同程度国有化。
德国联合政府甚至在考虑制定强制国有化法律。它针对的是德国住房抵押贷款银行(HRE)，该银行不断需要国家的保障和资助，至今它从国家已经获得1002亿欧元。
尽管各国政府能做到防止最糟糕的局面出现，稳定银行状况，世界经济仍然陷入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所有这一切都归咎于一个由投资银行家们发明的，他们自己获利最多的体系。
然而他们不想知道自己的过错，更不愿意提及赔偿。只有极少数人想到了将他们分得的、基于一种成功假象的年终奖退回去。尽管不少银行都是靠了国家的救援才避免破产的。
去年11月德国总统科勒就把这些金融界的管理者召集起来当面训斥。在法兰克福欧洲银行会议上科勒总统请与会的银行界知名人士放弃年终奖，用于减轻这场危机带来的严重后果。
“贵行业中的那些在前几年赚了不少钱的同仁，可以通过把奖金捐入一个基金会来表达对危机的一种特别声援。”科勒总统说。上个礼拜他再次提醒人们响应他的建议，然而，他非常失望地指出，没有一位银行管理者响应了他的呼吁。
相反，不少人用尽一切手段来抵制这个提议。
专门面对德国中小企业的贷款机构德国工业银行(IKB)在2007年夏天作为第一家德国银行在金融风暴中翻船。它在美国次贷危机中输得很惨，在国家救援计划下才保住性命。之后几乎整个董事会都不得不辞职。
新的领导班子重新审计了2006、2007这两个危机年份中的资产负债表，得出了一个糟糕得多的结果。要求退回已经发放的奖金应该合情合理。然而当时的首席执行官奥尔特赛芬起诉他被解雇，拒绝退回80万零5百欧元的奖金。他当时的董事会同事诺依佩尔也不愿意放弃本应从他的养老金中扣除的45万1千欧元的奖金。杜塞尔多夫州法院一审判决诺依佩尔胜诉。
当诺依佩尔和奥尔特赛芬抗拒退回奖金时，两个以前的同事表现得明理一些。多贝尔昂茨克和古霍夫在去年年底分别退回了大约50万欧元——当然并没有承认自己有任何过失。
在瑞士，前瑞士银行首席执行官彼得·伍弗利退回了800万欧元，11月底瑞银前董事长马塞尔·奥斯佩尔和其他两位高管也放弃了2200万欧元的奖金。
但是，比起这些银行家们以前赚到手的，这点奖金不足挂齿，这个数字更不能和该银行去年亏损的120亿欧元相比。在瑞士，政府也不得不介入。让国民和政治家们震惊的是，瑞银集团仍然发放了高达14亿欧元的08年年终奖。
大多数投行家们再没有多少可以失去。一位私人顾问说，伦敦90位股票分析员中的88位上个礼拜已经收到了解雇书。德国商业银行并购德累斯顿投资银行后将减少1300个职位。对这样残酷的职场现实，银行人员只是耸耸肩膀。不管怎样，奖金数目必须对头。就是那些已经被解雇的人员都在等待他们的奖金信封。里面通常只有一句话和一个光溜溜的数字。
德意志银行大部分的信封已经分发出去了。每年都要举行这个仪式。部门经理把每个交易员单独叫到他那间位于交易室旁不大的玻璃隔间里，递给他一个信封。没有得到奖金的人其实都知道是开路的时候了。
德累斯顿-克莱沃特发了4000万欧元，而德意志银行发了35亿。下到女秘书，上到金融衍生品专家，每人平均拿到二十三万四千零八十欧元。虽然这里面也包含了他们的工资。但是高管阶层人士的固定工资只占到他们收入的10%到20%。
二十三万四千零八十欧元是多还是少？这得看你怎么看。上年德意志银行的这个数字还是四十一万三千两百零四欧元。尽管降幅达40%，银行职员仍然兴致勃勃。
另一边，德意志银行的投资银行家们造成了74亿欧元(税前)损失。最后银行的损失减少到39亿欧元要感谢银行董事长约瑟夫·阿克曼。银行还有带来稳定收益的业务，比如私人银行业务。
像安书·雅依或米夏埃尔·科尔这样的顶级银行家 (两人均负责德意志银行全球市场业务)在好年景的时候分别赚到2000万和1000万欧元，今年他们放弃了奖金。“还有别的不少人都没有拿到奖金，” 阿克曼说。那些用银行的资金投资股市或用结构性信贷来投机的人， 这次都空手而归。他们过去往往比阿克曼挣得还多，现在得离开银行了。
其他高管在继续拿钱。炒德国公债的人赚得盆满钵满。这样的有价证券很抢手，银行一直在寻找能干的交易员。 雅依负责的证券交易这块蒙受的巨额亏损，与之相比就无足轻重了。
德意志银行可以想发钱就发钱，它毕竟没有申请国家救援。但它间接也受益于各国政府为避免整个体系崩溃对金融体系上万亿元的资金注入。否则德意志银行就不复存在了。在高投机的业务范围里，德意志银行毕竟属于赫赫有名的银行，正是这高投机的业务引发了金融危机。
35岁的博阿茨·魏因施坦因正是德意志银行的写照。这个纽约人是天才的象棋手和赌徒。当交易间里的电脑屏幕在独自闪烁时，他和他的手下在赌扑克牌，下注100美元的人可以一起玩。
24岁时魏因施坦因作为赫尔梅斯出口售货保险专家，开始在德意志银行工作，27岁就成为德意志银行史上最年轻的经理。那时，在遥远的法兰克福几乎没有人懂这个年轻的激动人心的信贷衍生品市场。这个业务听起来像保险，魏因施坦因利用数学公式来演示风险，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
这个生意进展如此顺利，银行准予这位超级操盘手越来越多的资金。银行自身也身陷风险中。如果让这样的天才仅仅来实施客户委托，就大材小用了，这个连拐角的储蓄银行都可以做到。这些所谓的德意志银行“自己的操盘手”获许把数百亿欧元投入国际股市去赌一把。他们的委托金额足以占到银行整个证券业务的20%。
魏因施坦因属于最优秀的操盘手。他为银行创造了巨额利润，自己也获利颇丰。投资银行家们期待他们为银行所赚利润的一半进入他们自己的账户。最后据《华尔街日报》调查，魏因施坦因的工资达到了4000万美元。
去年，魏因施坦因被提升为主管全球信贷业务的两位负责人之一。当去年9月全球金融系统崩溃，他的赌注被证实并非如期待般安全。据估算，他的部门损失达到18亿美元。德意志银行的危机经理还一直在着手取消他那部分的长期交易预算项目。
可惜今年魏因施坦因拿不到奖金了。不过这对他来说并不是真正的灾难。几天前他离开了德意志银行，和15位同事成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这个信贷机构还在考虑是否以提供启动资金来扶助新开企业者。
对天才的操盘者，德意志银行是全世界最理想的用武之地。这些天才中的天才得以把银行的资金用于投机，从而把他们的收入最大化。风险越大，潜在的收益就越高。直到整个体系崩溃。
大银行中没有一家不犯错，但无人承认这点。如果他们不勇于承担责任，又将如何重新赢得已经被自己败坏的信誉？
正是这个自助式薪酬体系成为了导致金融危机的帮凶
严莹 编译
2月初，在英国，重要的银行家们不得不面对国会的金融委员会，把“很抱歉”挂在嘴边。但是他们宣称，这次的危机与奖金文化以及过高的薪酬毫不相关。
相反的是，哈里法克斯苏格兰抵押贷款银行(HBOS)前董事长安迪·霍尔比抱怨道，他自己也损失了不少钱。他的奖金是以股票期权的形式得到的，而当银行陷入危机以来，他的股票价值已经大大缩水。现在HBOS银行不得不和LloydsTSB银行合并，由国家控股43%。
英国前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发起了反对被国家救助银行发放巨奖的思想运动。“老是声称必须按合同办事是愚蠢的。没有政府出手，合同不过是空纸一文。”他说。“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另类罗宾汉——劫贫救富”。上周普雷斯科特向下议院展示了3万个反高额奖金的签名。
接下去，伦敦金融城要发放高达36亿英镑的2008年度奖金，这个灾难年份的奖金毕竟还有上年奖金的40%之多。同时，前财政大臣布朗最紧密的顾问，现任家庭部长的爱德华·博斯警告道：“事实上这是过去100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一个全球性的灾难，将决定下个15年的政策。”
难怪大多数的英国人怒火冲天了。怒火主要指向苏格兰皇家银行，它被前首席执行官弗雷德·古德温经营到破产边缘，2008年亏损近280亿英镑。
得到200亿英镑的税收救援后，苏格兰皇家银行今年秋天一定会起死回生，该银行68%现在属于国家了。尽管如此，这几天银行仍打算分发10亿英镑的奖金。“这关系到员工合同，中许下的承诺，财政大臣达林很谨慎地解释到。反对派，同样是工党议员的普雷斯科特要求政府不要考虑合同禁止分发奖金。
同时普雷斯科特给新上任的苏格兰银行首席执行官赫斯特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他批判分发奖金“不管是从道义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都是令人恶心的”。但是，赫斯特告知一个议员委员会，尽管他“百分之百理解公众对奖金事件的愤懑”，但是该发的这10亿还是得发。
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尤其是他的前任古德温在金融委员会前“无条件地、全方位地为所发生的事，所带来的贫困道歉”。古德温在2004年还因对银行业的贡献被授予爵位，他在10年中共领取130亿英镑的分红。
这样过分的事就是在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本土美国都不再被原谅。美国公众的情绪还在恶化。
迄今为止美国人并不反对百万高薪和巨额奖金。华尔街一直是美国梦的核心，是能让人快速致富的地方。
不过这次确实太过分了。比如现已被解雇的美林老板约翰·赛恩在危机中仍花120万美元重新装修他的办公室，一个字纸篓都花掉1400美元。他可不想放弃1000万美元的奖金，尽管他的银行靠紧急出售才得以起死回生。
还有雷曼公司前老板富尔德，为了在即将来临的对自己巨额财产的民事诉讼中保全一部分财产，他秘密将佛罗里达的海滩别墅以100美元的价格卖给自己老婆。而这座壮观的别墅的最初卖价是1400万美元。
因国家救援才避免倒闭的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的老板们也爽快批准员工到英国进行狩猎旅游。
当然还有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董事会主席伯纳德·麦道夫用一个雪球式投资骗局诈骗了500亿美元。
在麦道夫被捕前一天，他老婆一次性转移了1500万美元的私人财产。
现在在很多美国人看来，华尔街的高管们不外乎两种类型：高傲和贪婪，或罪犯和骗子。
“曾经的金融界名人摇身变成星级恶棍，”《纽约时报》评价道。甚至作家汤姆·沃尔费也被如此的厚颜无耻震惊。他曾经在他的小说《夜都迷情》 ( 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中给华尔街宗师们立碑，并称他们为“宇宙先生”。
几周前华尔街被曝还为危机年2008年分发了总计181亿美元的年终奖，连总统奥巴马也无法自制破口大骂：“这种丧失责任感的行径简直是登峰造极。”奥巴马同时还不得不向民众推出又一个巨额救援一揽子计划，以挽救美国经济。
前几天美林也被曝去年年底给696位管理人员每人分了至少100万美元的年终奖。而这个投资银行单单在第四季度就亏损了150亿美元，接受了国家援助。
“很清楚，全社会对我们的行业怒气冲天，”高盛老板布兰克费恩上个礼拜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强调，“很多人认为——在很多情况下确实有理——华尔街丧失了公众责任感。”
华尔街大人物们不得不难堪地面对金融服务委员会7个小时的问询。比如为什么他们拥有公司飞机，或者，“你们究竟为什么需要年终分红？你们明天会早一点起床吗？”
今天的薪酬体系主要要追溯到70年代。那时投资银行就好比合伙的律师事务所，利润在自己人中分掉。没有股份的雇员则领到一份透明的奖金。这样风险被控制在一定限度，因为作为主要所有者的合伙人更愿意执行保守的政策。
后来一些像花旗集团或者德意志银行这样的大商业银行也跻身于投行家行列，苦苦争夺生意以及华尔街金融机构的雇员。
摩根斯坦利、美林、雷曼兄弟、贝尔斯登、高盛，为了更好的融资以及分散风险，一个接着一个大着胆子上市。
一切都变了。他们现在是大型的上市金融大机构，他们现在有了新的生意模式，不再仅仅依靠波动剧烈的并购业务，而是冒险投机。
赌注越大，分红越丰，这是投行业中一条不成文的经验。仅仅在20年间华尔街银行的分红就从总计19亿美元(1985年)上升到最高的2006年的341亿美元，增长率为1695%。高管们的薪酬往往是底薪的10到20倍。
这个薪酬体系的效力如同“火灾加速器”，德国大保险公司Münchener Rück 老板尼古劳斯·冯·博姆哈特说。但是点火的却是别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这个纵火者的名字就是格林斯潘。当他1987年当上美联储主席后，一个炙手可热的时代开始了。那时美国总统里根有意摆脱当时的主席福尔克。此人虽然成功遏制了通货膨胀，但是无论如何坚持要严加监管金融市场。而格林斯潘却是自由市场经济哲学家爱茵·兰德的推崇者。
这位新主席采取了放宽性调整，在接下去的几年对钱的控制越来越松。 当时的流行口号是“金融创新”，任何人不想，也不准挡“创新”的道。
小布什对这套调整很感兴趣，2003年与原来还主张监管的多家机构的代表俨然变成了砸碎一切条条框框的“解放市场的人”。各州在发放房贷时欲更严格审查购房人资质的尝试，也被华盛顿阻止。
接下去就是跨进灾难的一步，放宽对持股资本的规定。2004年美国证监会允许大投资银行的负债额是之前的3倍。现在可以大量买入基于房地产抵押贷款的有价证券，把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越吹越大。
接下去几年，中美国金融体制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商业银行越来越让位于纽约鲁莽冒失的“金融大师们”。这些大师们发明出越来越多的衍生产品，它们的名字越来越让人看不明白，它们的结构越来越冒险。
2007年初美国五家大投资银行共同管理一个价值4万亿美元的投资组合。美国近40%的银行业务自此面临风险。
然而谁愿意来操心？投资资金应有尽有，来自中国、沙特。这也是格林斯潘低利率政策的结果。自从银行把信贷风险打成诱人的包马上转手，谁都没兴趣去审查贷款人的资质。反正钱转手就回来了。
这些投资银行把越来越多自己股东的资金投入到不可靠的生意中，大量获取利润，不停地继续。它们渐渐脱离了真实世界，遁形于一个虚假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财富的世界，毫无节制的世界，自我膨胀的世界。
唯一要紧的只是成交额，这是年终银行家们获得分红的依据。对此的质疑带不来价值，因为没有人由于阻止了危机而获得额外的奖金。
相反，谁冒了高风险谁就可以在接下去几年生活无忧。他们有什么可以损失的？如果他们冒险进行了，他们获得奖金。如果没有，那是股东的问题。这个机制是引发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
投资银行所有的运作都围绕着奖金。工资本身，一个新手就可以达到15万美元，在他们看来不过用于平时的开销。对每周工作60小时，放弃私人生活，承受紧张焦虑的报酬实际上是额外的奖金，它能达到固定工资的5-10倍。奖金是用来奢侈，买法拉利、别墅，一掷千金的。
过去几年整个曼哈顿的豪华公寓大楼直入云霄，未来主义风格的玻璃高楼里的小公寓起价是两到三百万美元，它们面对的是“年轻的操盘手”，通常是哈佛、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20出头或二十五六岁，被对冲基金录用。
他们的老板们在中央公园最好的地段置业。那里的屋顶公寓转手价达700万美元。在世界上最昂贵的公寓楼，一个总价为20亿美元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里居住着如高盛老板布兰克费恩，以及花旗老大桑迪·维尔。另外影星丹泽尔· 华盛顿也住在这里，只是他的楼层低了很多。
与一些投资银行家挣到的相比，即使是好莱坞大明星有时看起来都像乞丐。巨额金钱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从企业中抽走。
职员们对奖金如此着魔，出于对公司名声的担忧，高盛老板布兰克费恩在年景最好的2006年12月，正告他的员工注意举止适当：“我请你们每一个人考虑一下，我们在办公室内外的举止都会影响到高盛的名声。给公众造成傲慢的印象对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好处。”
同一个时间，他收入了传奇般的个人年终奖5300万美元，另外他还拿到年薪22万美元。
2007年高盛拿出创纪录的180亿美元来感谢它的员工，每个员工平均拿到62万3000美元。布兰克费恩拿到将近700万美元。
雷曼兄弟在2007年也庆祝了他们欢欣鼓舞的利润增长，并拿出95亿来犒劳员工，比上年多了8亿美元。
这一年，摩根斯坦利也不愿落后。尽管已经受到刚开始的银行危机的影响，它仍然分发了165亿美元的奖金，比上一年增长了18%。 老板约翰·马克2006年时还拿到4000万美元，2007年低调地拿了80万美元。
同年美林的首席执行官斯坦利·奥尼尔被解职，带走附加养老金1.61亿美元。他的继任者约翰·塞恩在第一年就收获8300万美元。
2007年华尔街分发的奖金数为300多亿美元，伦敦为120亿美元。面对金融危机的初露端倪，高管们很冷静。尽管自己的银行情况已经不妙，当贝尔斯登的老板詹姆斯·凯恩不得不中断他在纳什维尔为期12天的桥牌锦标赛赶回纽约时，仍然非常恼怒。最后他赶在银行破产之前迅速出售了手上的6000万美元贝尔斯登股票。其中一半刚够他给自己和他老婆买下位于第五大街刚改造过的Plaza Hotel 里的两套公寓。
终于，2008年金融危机呼啸而至。雷曼兄弟以及其他一些如雷贯耳的金融机构相继轰然倒塌。然而这些始作俑者仍然不受干扰地发放了184亿美元奖金。这是有史以来第六大数目的奖金。2008年美联社报道，美国纳税人为拯救他们银行的16亿美元流入了银行高管们的口袋。
接受国家注资2300亿美元得以出售的美林再次给高管们发奖金。他们在股东们决定将美林出售给美国银行前夕，在12月提前发放了36亿美元的年终奖。
如今金融行业可谓声名狼藉。在纽约，印着“我恨投资银行”字样的体恤衫非常热销。数年来，华尔街是各大高校最优秀毕业生梦寐以求的雇主，今后，这些学生要好好考虑一下了。因为国家要规定银行家们的薪酬，至少是那些接受国家救助的银行。而这样的银行会越来越多。
2月初，美国新财长盖特纳介绍对金融行业的一项救援计划时，明确表示，接受国家救助的企业高管的最高年薪，加上奖金，不得超过50万美元，股票期权只有在国家收回投入时才准许出售。甚至高管们习以为常的一些便利，比如使用公司飞机，也必须大大限制。
同时，总统奥巴马也明确表示，他不想动摇美国文化根基：“我们并不反对财富。并且我们认为，成功应该得到报偿。但是，公众恼怒的是，现在是过失也在得到报偿。”
据报道，奥巴马一些主要顾问还打算更进一步。财政部长盖特纳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他反对进一步限制银行家的补偿的意见才得以通过。辩论的主题是不仅对领导层，对所有银行员工也必须设定最高薪酬标准。
对已经缓和的规定华尔街反映也很过分。就在上周，金融行业一个机构还在警告不要设奖金上限。“绩效奖金是这个节奏迅速、压力巨大的产业的一个重要和必要的组成部分”，《华尔街日报》写道，然后警告道：“取消它会阻碍经济繁荣。”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贪婪是好的”。
在年终奖问题上，英国首相布朗之所以表现很谨慎，原因之一可能是国家与金融精英之间的紧密关系。2009年英国政府才打算将最高薪酬限制在2万5千英镑。剩下的以股票形式发放，并且只有在国家收回投入以后才准许出售。这项规定也针对那些将来接受国家救助的私有银行。
随着4月份通过明年财政预算，布朗打算制定新的法律来确保终结银行业着眼于短期利润的文化。